嚴復的煩惱：晚清的中國文人如何保護版權(q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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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嚴復的煩惱：晚清的中國文人如何保護版權(quán)?

1903年，由于《天演論》和《原富》翻譯的成功，嚴復此時已成為新學代言人和書商競相羅致的暢銷書作家，他也有意專事譯述，通過版權(quán)收益來維持生活。這樣做的前提，是必須在“不識版權(quán)為何等物事”的中國出版業(yè)建立起保護著作權(quán)的制度。1903年初，嚴復的又一部譯著《群學肄言》譯成，并將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這為嚴復實現(xiàn)自己的著作權(quán)保護計劃提供了機會。

1903年，也就是光緒二十九年，在風云激蕩的20世紀初只能算平庸年份，但對中國的著作權(quán)保護和嚴復的翻譯事業(yè)，卻是重要一年。

由于《天演論》和《原富》翻譯的成功，嚴復此時已成為新學代言人和書商競相羅致的暢銷書作家，他也有意專事譯述，通過版權(quán)收益來維持生活。這樣做的前提，是必須在“不識版權(quán)為何等物事”的中國出版業(yè)建立起保護著作權(quán)的制度。1903年初，嚴復的又一部譯著《群學肄言》譯成，并將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這為嚴復實現(xiàn)自己的著作權(quán)保護計劃提供了機會。

版權(quán)合同與版權(quán)印花

《群學肄言》原著是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1820—1903)　的The Studyof Sociology，出版于1873年。光緒七、八年之交(1891-1892)，嚴復初讀此書，“輒嘆得未曾有”，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隨后著手翻譯，幾經(jīng)中輟，譯本終于在光緒二十八年年底殺青。

在《群學肄言》的“譯馀贅語”中，嚴復說：“不佞往者每譯脫稿，輒以示桐城吳先生……此譯于戊戌之歲，為國聞報社成其前二篇。事會錯迕，遂以中輟。辛丑亂后，賡續(xù)前譯。嘗以語先生，先生為立名《群學奇胲》，未達其義，不敢用也。壬寅中，此書凡三譯稿，歲暮成書，以示廉惠卿農(nóng)部。農(nóng)部，先生侄女婿也。方欲寄呈先生，乞加弁言，則聞于正月十二日棄濁世歸道山矣。”

“桐城吳先生”先生即吳汝綸，卒于光緒二十九年正月?！拔煨缰畾q”譯成的前二篇，是發(fā)表在《國聞匯編》第一、三、四期上的《勸學篇》。這三期雜志出版于光緒二十三年的十一月至十二月，其年實為丁酉，“戊戌”系嚴復誤記。廉惠卿即無錫人廉泉，時任戶部郎中，也是光明書局的創(chuàng)辦股東和在北方的經(jīng)理人，其岳父吳寶三(1838—1889)與吳汝綸為堂兄弟。光緒二十八年，吳汝綸在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任上赴日本考察教育，歸國后先返桐城，未料遽歸道山。

嚴復看重《群學肄言》，對自己的翻譯也很自負。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正當《群學肄言》付梓之時，他寫下一段題記：“吾譯此書真前無古人，后絕來哲，不以譯故損價值也。惜乎中國無一賞音。揚子云期知者于千載，吾則望百年后之嚴幼陵耳?！?《嚴復集補編》12頁)

在期待《群學肄言》產(chǎn)生廣泛影響的同時，嚴復還期望它能帶來更多經(jīng)濟收益，乃至可以從此擺脫官場、專事翻譯，依靠版權(quán)收入生活。譯著即將完成時，他給夏曾佑寫信說：

又《群學》將次校完。前與菊生有定約，言代刻分利。頃來書問疏闊，不知尚有意否？又代刻售賣后，如何分利，如何保護版權(quán)，均須菊生明以示我。復自揣不能更為人役，若于此可資生計，即棄萬事從之，姑以此刻為試探而已。(《嚴復集補編》262頁)

此時他已在考慮爭取利益、保護版權(quán)等問題，并與張元濟商定由商務印書館代印出版。實際上，當兩年前《原富》在南洋公學出版時，嚴復已為爭取更多著作權(quán)收益做出努力。在南洋公學斥銀二千兩購買譯稿后，他還函商能否從售價中分利兩成。這次他把《群學肄言》的版權(quán)談判放在出版之前。

不知是嚴復提出的條件太高，商務印書館無法接受，還是嚴復感念吳汝綸的知音舊情，最終《群學肄言》書稿并未交給商務印書館，而是歸由文明書局出版。文明書局為廉泉和丁寶書(字云軒)等無錫人集股合辦，俞復(字仲還)任總經(jīng)理，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在上海開業(yè)，出版的書籍除蒙學教科書外，偏重于譯著，故又名文明編譯書局。廉泉在光緒二十九年初看到《群學肄言》譯稿，當即向嚴復約稿，并由文明書局與嚴復簽訂合同，約定版權(quán)和分利事項。這是目前所知中國第一份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出版合同。這份合同雖未能保留下來，但廉泉在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寫給嚴復的長信中，復述了其主要內(nèi)容，嚴復作為著作權(quán)人的權(quán)利，大致有以下幾項：

嚴復將《群學肄言》交由文明書局出版，版權(quán)雙方共有。印數(shù)限六千部，每部譯者分利七角五分；待前三千冊銷完，書局向譯者支付全部六千冊的譯利；后三千冊銷完，書局歸還版權(quán)，合同撤消；書局未及時或足額支付譯利，屬于背約，譯者可收回版權(quán)；書中須粘貼譯者提供的版權(quán)印花，否則視為盜印，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書局罰銀二千兩，版權(quán)歸還。

在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嚴復將另一部譯作《社會通詮》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并與商務“議立合約”，這份合同保存至今，條款與嚴復同文明書局所立合同相似。文明書局的合同立于春季，商務的合同要晚半年。中國出版史研究一直把《社會通詮》　的出版合同看作近代最早的版權(quán)合同，未免抹殺了嚴復與文明書局在著作人版權(quán)保護方面的開創(chuàng)之功。

嚴復與文明書局另有一個創(chuàng)舉，就是在書中粘貼著作人的版權(quán)印花，由作者監(jiān)控印數(shù)和銷量，以便分利。這個辦法后來通行了幾十年。過去的出版史研究也是將《社會通詮》視為第一種貼有版權(quán)印花的書，不知《群學肄言》已開先河。在嚴復研究領(lǐng)域，皮后鋒　《嚴復大傳》曾留意到此節(jié)，說“為了保護自己的版權(quán)收益，至遲從出版《群學肄言》開始，嚴復開始在譯著上粘貼自制的版權(quán)印花”，提供的圖片卻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嚴復譯著中的印花。顯然，《大傳》作者僅根據(jù)廉泉書信所言立論，并未見到實物。

嚴復提供給商務印書館的印花，為圓形紙片，紅色圖案，畫有三個同心圓，中心為一只飛燕，外寫“侯官嚴氏版權(quán)所有”，再外圈寫英文“KNOW THYSELF”。印花貼到版權(quán)頁上后，商務印書館又在外圍加蓋“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中英文墨印及“翻印必究”字樣。而嚴復提供給文明書局、貼在《群學肄言》上的印花，是鈐有“侯官嚴復”陽文印章的方形紙片，貼好后，書局在上面加蓋“上海文明書局活板印造所”藍色圓章，表明雙方版權(quán)共有。

不過，現(xiàn)在所見貼有版權(quán)印花的中國書，《群學肄言》也并非第一本。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無錫人張肇桐翻譯的《權(quán)利競爭論》在日本印刷后，由文明編譯書局在中國發(fā)行。此書版權(quán)歸張肇桐所有，他在書中貼上“競寧版權(quán)之證”印花，并騎縫加蓋“競寧版證”朱文印。此前版權(quán)印花在日本已普遍使用。嚴復與文明書局商定使用印花，顯然基于書局成功引進的經(jīng)驗。將在中國最早使用版權(quán)印花歸功于文明書局，并無不妥。

與作者談好版權(quán)合同，文明書局從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903年2月23日)開始，在報紙上大做廣告，預告《群學肄言》即將出版?！洞蠊珗蟆窂V告略云：

斯賓塞氏《群學肄言》一書，為侯官嚴先生生平最得意之譯稿……先生于此書凡三易稿，今始寫定，約二十萬言，交本局承印出售，予以版權(quán)，準于三月內(nèi)出書。用先登報，以告海內(nèi)之能讀此書者。

在《群學肄言》發(fā)行前后，文明書局和嚴復為保護版權(quán)還做了更多工作。先是廉泉以戶部郎中和文明書局創(chuàng)辦人的身份，于四月向管學大臣張百熙遞交呈文，稱“出版專賣之權(quán)，為五洲之公例，各國莫不兢兢奉守、嚴立法條”，請求“嗣后凡文明書局所出各書，擬請由管學大臣明定版權(quán)，許以專利，并咨行天下大小學堂、各省官私局所，概不得私行翻印或截取割裂”(四月二十六日《大公報》)。與此同時，嚴復也于四月二十三日呈書管學大臣，要求保護翻譯者的版權(quán)。廉泉的呈文在五月一日即得到張百熙批復，內(nèi)云“嗣后文明書局所出各書，無論編輯譯述，準其隨時送候?qū)彾?，由本大學堂加蓋審定圖章，分別咨行，嚴禁翻印，以為苦心編譯者勸”。廉泉、嚴復以及張百熙的這些行動，成為中國版權(quán)保護史上的著名事件。

得到批復，廉泉立即將《群學肄言》送審，由官方確認版權(quán)。文明書局還在書后附上北洋大臣袁世凱保護書局版權(quán)的通告，印裝成白棉紙、連史紙、光蠟紙三種本子，定價有差。這部在著作權(quán)保護方面前無古人、用足功夫的書，終于面世。

盜版與反盜版

事實證明，文明書局和嚴復圍繞版權(quán)保護的這一番布置，絕非庸人自擾。《群學肄言》在四月出版、五月發(fā)行，不久就發(fā)現(xiàn)翻印之書。七月十一日，廉泉在給嚴復的信中說：

泉來保定，本擬將局務付托得人，即行赴浙，查究史學齋翻印《群學》之事。乃來此為各學堂運書事，于風雨中奔馳數(shù)日，時疾大作，飲食不進者已三日……浙行不果，遲則恐誤事。聞《原富》亦被史學齋同時翻版，盛公已咨請浙撫提辦。吾局事同一律，已發(fā)一電請盛轉(zhuǎn)托浙撫同保版權(quán)，擅將大名列入(電文曰：上海盛宮保鑒。史學齋翻印《原富》《群學》，請轉(zhuǎn)電浙撫提辦，同保版權(quán)。嚴[復]、廉泉切懇)。今日泉函請俞仲還赴浙訟理，擬再約股東有力者數(shù)人發(fā)一公電與浙撫，似較有力，未知股東中有愿出名者否？要之先生此書為吾國空前絕后之作，不得不出全力與爭也。(本文所引廉泉《與嚴復書》均見《嚴復集補編》)

《原富》的版權(quán)是盛宣懷主辦的南洋公學花費兩千兩銀子買來的，這次被史學齋盜版，引起盛宣懷的震怒，遂咨浙江巡撫查辦。《群學肄言》五月剛出版時，廉泉已給盛宣懷寄贈一部，此時他抓住機會，用嚴復和他兩人的名義，電請盛宣懷一并保護《群學肄言》版權(quán)。盛宣懷很快就給廉泉發(fā)來回電：嚴幼陵觀察、廉惠卿部郎鑒：《原富》已先咨禁。接齊電，并《群學》電請浙撫提辦，頃準翁護院電覆，已飭縣出示查禁，并將陳蔚文提案判罰、取結(jié)備案云。宣。真。(七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廉泉得電后，去信向盛宣懷道謝：“前月泉在保定又奉電示，《群學》一案全仗鼎力匡諍，得保版權(quán)。泉與嚴觀察同深感荷。聞史學齋翻印書片將由錢塘縣解滬銷毀，此足懲一警百，并為苦心編譯者勸矣?！边@封信作于八月二十九日，其“前月”為七月。韻目代日“齊”為八日，“真”為十一日，后者正是廉泉給嚴復寫信的那一天。從廉泉發(fā)電求助，到問題解決，不過3天，透漏出盛宣懷的官場影響力。

史學齋開設在杭州，從光緒二十八年開始印書，也以編譯相標榜，但對他人的書大肆翻印，僅嚴復的譯著，就翻印了《天演論》《原富》及《群學》。不過，《群學》的底本并非《群學肄言》，而是早前嚴復在《國聞匯編》發(fā)表的《勸學篇》第一篇。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史學齋主人將其更名《群學》排印出版。此書出版在《群學肄言》之前，與文明書局沒有關(guān)系，卻侵犯了嚴復的版權(quán)。

《群學》被毀版，嚴復的版權(quán)保護初獲成功。據(jù)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大公報》報道，當年杭州書業(yè)冷淡，各書店收入不及上年之半，因而各有退志，當時已停止兩家，史學齋等也將次第歇業(yè)。盜版被罰，大概也是史學齋倒閉的一個原因。

事情平息后，盛宣懷又給廉泉寫信，謂“《群學》一案，弟因從前未定罰章，僅飭銷毀板片，以示薄懲。今讀抄示管學大臣批語，極為明切，而未言如何懲辦，恐市儈無畏心，仍無益也”，對沒有制度支持的版權(quán)保護前景表示無奈　(廉泉與盛宣懷往來信件見《廉泉致盛宣懷手札》，鄧昉整理，《歷史文獻》第二十輯)。

被盛宣懷不幸言中，更多盜印陸續(xù)出現(xiàn)。十一月十九日，廉泉寫信給嚴復說：“(俞)仲還費盡心力，各地托人密查翻版，今已購得五種，郵寄來京，屬與先生籌查禁之策”。此時去《群學肄言》出版不過半年，能查到的翻版已達五種，一方面說明嚴譯何等風行，另一方面可見盜版的猖獗。

十二月初六日，廉泉致電蘇松太道袁樹勛　(字海觀)，控告又一位翻版者———國民書店。初八日《大公報》報道說：“文明書局所刊行之　《群學肄言》，原系有版權(quán)之書，近被上海國民書店翻刻，已被查獲呈控。茲將廉部郎由京致上海道之電文錄下：上海道臺袁海翁鑒：國民書店黃子善翻刻《群學肄言》，已人贓并獲，呈控在案，請飭廨員嚴究懲罰，以保版權(quán)。文明書局廉泉。魚?！?br/>

袁樹勛是一位熱心的官員，很多上海出版的書后都附有他保護版權(quán)的告示。接到廉泉的電報，他就派員將黃子善關(guān)押審問，不想惹出一個案中案來。

光緒三十年正月初十日(1904年2月25日)的《申報》報道說：

前者國民書店黃子善翻印《群學肄言》一書，被陳仲英所控。讞員關(guān)炯之司馬飭即將黃提到，訊供管押。嗣黃母張氏日至陳所開書店中滋鬧，由陳指交包探方長華解案請訊。襄讞委員王松丞刺史以氏年已老邁，不予究懲，申斥數(shù)言，交人保釋。

可見當時對盜版者的懲處已較嚴厲，除受經(jīng)濟處罰外，還會有牢獄之災。

雖然廉泉與文明書局為保護《群學肄言》所做的工作細致而堅決，但仍無法禁絕盜版翻印。嚴復在光緒三十年三月離京南下，到上海后曾有一信致熊季廉說：

復在北，歲入殆近萬金，一旦不居舍去，今所以自活與所以俯畜者，方仗毛椎，覬幸戔戔之譯利，固已菲矣。乃遇公德劣寙之民，不識版權(quán)為何等物事，每一書出，翻印者猬聚蜂起，彼使無所得利而后已。何命之衰耶!則無怪仆之舉動為黠者所竊笑而以為顛也。其《原富》《群學》兩書，湘粵滬浙之間，翻版石木幾七八副，固無論矣。(《嚴復集補編》第251頁)

盜版猖獗，給計劃依靠版權(quán)收益謀生的嚴復帶來嚴重困擾。

嚴復與文明書局的沖突

為保衛(wèi)《群學肄言》版權(quán)，文明書局對盜版者四面出擊，這時另一個權(quán)利人嚴復也突然出手。不過，嚴復的一擊狠狠打向文明書局和廉泉。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嚴復寫信給廉泉，索要《群學肄言》的譯利，并指責文明書局違約。嚴復的原信沒有保存下來，但從廉泉的兩次回應看，事情是這樣的：

嚴復與文明書局原本約好《群學肄言》印刷六千冊，在售出三千冊后，書局支付全部譯利共四千五百元。嚴復初次給了書局四千枚印花，到十月，他從張元濟那里聽到，文明書局已經(jīng)印齊六千冊書，卻未向他索要剩余印花，也沒有支付譯利。他認為書局存心欺騙，并有盜印之嫌，遂通過廉泉與書局交涉。

廉泉身在京師，并不了解上海書局經(jīng)營的細節(jié)，他去信指責俞復背約，要求書局向嚴復支付四千部書的譯利。這又引起俞復的不滿，連番來函說明，才漸漸知道事情原委。

當初嚴復要求簽訂版權(quán)合同，俞復即對“預提譯利”一條不甚贊成，并且對六千冊印量沒有信心，只肯印刷二千冊。因廉泉和嚴復堅持多印，才在四月初版印三千冊，十月再版加印三千冊。到嚴復索款時，初版實際銷量只有一千二三百冊，遠未到可以預提譯利的三千冊，因此沒有給嚴復分利。此時為解決問題，俞復和廉泉商議出一個變通之計，即先由文明書局墊付譯利規(guī)元一千兩，四千印花以內(nèi)的書由書局繼續(xù)銷售，沒有印花的二千冊算作書局代印，由嚴復收回，自行發(fā)售。

此議顯然不符合約定，嚴復知道后更加不滿，十一月再次去信交涉，并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文明書局要么如數(shù)支付六千冊的譯利，他可以額外贈送二千枚印花，要么廢約交回版權(quán)，換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大概他在信中還提到訴訟的可能性。廉泉遂于此月二十九日用一夜時間，回復了一封長信，對嚴復的指責逐條辯解，出人意料地要求廢約，表示即使發(fā)生訴訟，他也會堅持廢約。他建議已經(jīng)售出的書按約定提取譯利，剩余部分由嚴復取回自售，文明書局則登報聲明不再經(jīng)銷此書。至于書局由此吃大虧，“既立約在前，亦復何言”，果真虧損，由他個人賠補。

廉泉主張廢約的理由，是盜版書低價傾銷，讓文明書局難以打贏價格戰(zhàn)：

蓋當時立約時，不知版權(quán)如此難保，故一一唯命。今因版權(quán)不能自保，若不及早奉還，由先生自行查禁，日后銷路蓋不可恃，先生所失之利甚大，泉于先生何忍避廢約之名而坐觀成敗乎？……先生倘采納鄙言，將全收回減價出售，則此書雖有翻版，亦可自銷。若照原約辦理，則吾局實難減價而銷路絕矣。此非當時立約時所及料，異日萬一因此涉訟，泉亦力持廢約之說，因官府不能保護版權(quán)，安能禁吾廢約？　此書版權(quán)一日不交還，泉心一日不安，請及早與商務館定約，泉奉示后當電屬滬局將全書即日交付，其余各地寄售及京保兩局所存之書當陸續(xù)交付該館。(《嚴復集補編》第378頁)

從廉泉信中看，這次風波也有同業(yè)競爭因素在內(nèi)。文明書局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商務印書館，而張元濟既向嚴復通報　《群學肄言》　的實際印數(shù)，又說文明書局每部書印費五角價格過昂　(“張君來函所論印資，泉亦不辯，因先生日后必自印也”)，商務印書館還要替嚴復銷售此書并重新出版，多少有些“挖墻腳”的意思。至于廉泉說“讒間者”不可不防，當有所指。

廉泉的回復言辭懇切，又態(tài)度堅決，看來最終說服了嚴復。雖然此時嚴復的新譯作如《社會通詮》《群己權(quán)界論》等都拿到商務印書館出版，但他與文明書局的《群學肄言》合同并未廢除。報紙上未見文明書局不再出售　《群學肄言》　的聲明，反倒是售書廣告中一直將其列為“本局出版之書”，到后來價格還有所上漲，說明存書已經(jīng)不多。從再版更換印花、所鈐印章由“侯官嚴復”改為“嚴復”，以及將初版的“版權(quán)所有”聲明改為“著作權(quán)所有”并不再鈐蓋書局版權(quán)章等情形看，嚴復應是接受了文明書局提出的“變通之計”，將四千枚印花之外的再版本收回自售了。這次合作雖然過程曲折，銷售不如預期，但他應該沒有受到大的經(jīng)濟損失。

版權(quán)風波之后，嚴復與廉泉并未反目成仇。光緒三十四年(1908)九月，廉泉之妻吳芝瑛因義葬秋瑾，被御史?；兆嗾垏滥脩娃k，一時輿論大嘩，聲援尤為有力者，當屬美國女教士麥美德在天津《泰晤士報》上的英文報道。事件稍稍平息，嚴復即將麥美德文章譯成漢文，又作《廉夫人吳芝瑛傳》，發(fā)表在《大公報》上，表彰吳芝瑛的義行、品格和她首開女子參與外事先河的勇氣。這是嚴復聲望最高的時候，借重他的譯筆和文筆，身處險境的廉、吳夫婦得到有力支持。民國二年(1913)，廉泉請吳觀岱繪制《津樓惜別圖》，征集友人題詠，嚴復先題七絕三首，再題五律與七律各一首，足見二人論交，不以利害義，誠所謂古之君子。

在這場激烈而復雜的版權(quán)保衛(wèi)戰(zhàn)中，文明書局難言勝利。雖然它懲處了幾個盜版者，也未失去　《群學肄言》　初版的版權(quán)，但流失了嚴復這個重要作者。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廉泉急切要見嚴復，想的還是商談再版《群學肄言》并到日本印刷平裝本的事。版權(quán)風波一起，此事無法開口，嚴復的新書從此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商務接受嚴復開出的條件，認真保證他的版權(quán)利益，使他獲得可觀收入。后來嚴復又入股商務，先持有400股、后增加到500股，每年分紅都在七八千元之數(shù)。民國八年，嚴復政治失意、老病侵尋，尚能在北京一擲七萬元購買住宅，資金多來自他在商務印書館的版稅和股息。

經(jīng)此《群學肄言》一役，中國的版權(quán)保護在實踐層面取得局部成功，并推動了制度層面的法律在數(shù)年后出臺。宣統(tǒng)二年(1910)清政府頒布《大清著作權(quán)律》，嚴復與廉泉篳路藍縷，功不可沒。

來源：文匯報(上海)

編輯：IPRdaily趙珍          校對：IPRdaily縱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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