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業(yè)界眼中的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制度 VS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現(xiàn)狀（完整篇）

?業(yè)界眼中的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制度 ? 【小D導讀】

2014年6月28日，上海，“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知識產權國際交流會議，最高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孔祥俊演講。

業(yè)界眼中的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制度 “要強調保護，也要注意平衡” 分析業(yè)界眼中的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制度 VS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現(xiàn)狀（完整篇）

BLGSeven·祺帆供圖/圖短短三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也從“被動接受者”變成了“主動參與者”。這套體系如何革新，包括最高法院在內的知識產權庭法官、政府官員、企業(yè)家和學者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在鄭勝利看來，行政處罰雖然效率極高，但沒有經過“程序上的對抗”，往往工作不夠細致，甚至會有失公允，更重要的是，“知識產權是私權范疇，為什么要動用納稅人的錢替私人維權呢?” 中國將刑事處罰引入知識產權案件?！案鲊趯＠Ｗo上普遍不采用刑事手段，甚至曾經規(guī)定刑罰的個別地方如臺灣也改弦更張，采取了祛刑罰化的措施”。 “我們的版權保護，很多時候還依靠公安、部委這樣‘中國特色’的保護方式，不能完全依靠司法訴訟維護公平競爭。另一方面，現(xiàn)在對侵權處罰的金額太低，有時只有10萬元人民幣，根本沒有效果?！? 2014年7月14日，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正與“今日頭條”陷入侵權糾紛的搜狐董事局主席張朝陽抱怨道。 “的確，國外類似的判罰金額很高，我們的判罰也要上升到這個程度。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實際上就是給創(chuàng)造的智慧之火‘加油’?！崩羁藦娀貞?。 7月11日，在會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高銳時，李克強說，“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chuàng)新，用好知識產權就能激勵創(chuàng)新，是給創(chuàng)新的火花加油?！? 如何避免公權力過度介入，如何實現(xiàn)保護與創(chuàng)新的平衡，在6月28日由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法律應用專業(yè)委員主辦，BLGSeven·祺帆承辦、南方周末作為戰(zhàn)略合作媒體支持的“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知識產權國際交流會議上，這些都是與會者關心的共同話題。 “這是一件煩人的事” 盡管中國在2010年成為世界制造業(yè)第一大國，但沒有人能夠否認的是，中國距離“智造”大國路途還遙遠。浙江省高級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周根才說，10年前浙江出口的產品85%是貼牌加工，近年的比例是75%，那是產業(yè)鏈的最末端。 “浙江的專利侵權案件中，75%的被告是浙江人，而且這些被告幾乎都是出自加工業(yè)比較發(fā)達的杭州、溫州、寧波、紹興等地。100個我國企業(yè)作為被告的案件中，大約有45個是浙江企業(yè)作為被告。”周根才說。在這一背景下，從被告翻身變成原告，浙江正泰集團“打敗”國際電工巨頭施耐德才備受關注。 2006年8月，正泰集團以侵犯專利為由將施耐德電氣低壓(天津)有限公司及其經銷商告上法庭，索賠3.34億元。3年后，雙方在浙江省高院達成全球和解協(xié)議，施耐德支付了1.575億元的賠償金。在此之前，施耐德在中國提起了將近二十個知識產權侵權訴訟，正泰集團都是被告。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曾說，正泰集團剛剛起步時也是模仿施耐德的產品，還曾主動給他們(施耐德)送貨。這是中國500強企業(yè)對世界500強企業(yè)的訴訟。周根才是正泰訴施耐德案的審判長。他的總結是，“如果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就不會當被告;如果沒有自身的知識產權，就不能當原告?！? 周根才的前半句話至少在浙江得到了完全的應驗。從2011年到2013年，浙江總共受理了四千多件專利案件，專利侵權案件和商標侵權案件從2002年起每年大概平均按照15%的速度遞增。不過，原告也不好當。號稱擁有上萬件專利的方正屢次發(fā)起訴訟，但得不償失。方正集團董事、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兼首席執(zhí)行官李友說，他聽到正泰一個訴訟就獲賠1.5億，就一直在生氣。 2007年，方正起訴美國暴雪娛樂公司在網(wǎng)絡游戲《魔獸世界》中未經許可，復制、安裝了方正的5款字體，索賠金額1億元。一審法院判決賠償140萬元，2010年，最高法院二審改判200萬元。在當時，這已經是“加強裁量性損害賠償”的結果。李友在方正工作了約15年，每年都有幾十件侵權官司，到現(xiàn)在為止得到的賠償金加在一起也不到一千萬元。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的投入起碼是數(shù)億元，“這是一件煩人的事”。 懲罰性賠償：不好使 李友的抱怨讓人想起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兩年前的吐槽。 “在中國當個創(chuàng)新者劃不來，”陳志武在2012年英國《自然》周刊網(wǎng)站的一篇文章中說，“如果創(chuàng)新者要在這個國家感到安全，法院必須開始計算經濟損失?！? 2013年，國內有關方面對知識產權保護現(xiàn)狀的一篇分析報告稱，97%以上的著作權侵權案件賠償額較低，比如專利案件中，權利人平均獲賠約8萬元，只占其請求額的36%?！皺嗬嘶ㄙM大量金錢、人力和時間，卻感到得不償失，直接影響維權信心。” 2014年5月1日起實施的新商標法顯示，中國正在采取措施改變這一狀況。在這部法律中，對商標侵權行為的法定損害賠償上限提高到了300萬元。在修訂前的商標法中，這個上限是50萬元。在6月28日的會議上，最高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孔祥俊說，“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恐怕這300萬比當年的50萬也差不了很多，但這至少是一個信號?！? 與之相類似的信號還包括，新商標法中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jié)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shù)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shù)額?！? 盡管近年法律界對于引進懲罰性賠償制度呼聲極高，但這一此前事實上已被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接納的制度并非毫無瑕疵，其中最大的爭議在于難以確定準確的賠償額。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鄭勝利看來，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是新商標法的一大突破，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以法律明確懲罰，對于遏制侵權有很大好處?！? 但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院長黃武雙則對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幾率表示懷疑，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他說：“實行懲罰性賠償?shù)那疤崾潜仨氄J定侵權人不僅有過錯，而且主觀有惡意，但惡意往往很難認定?！?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國的維權者批評維權收益低時，美國人卻正在熱議如何減少賠償數(shù)額、降低維權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在2013年的一個研討會上，美國聯(lián)邦巡回上訴法院首席法官Rader說，要學習中國司法效率高、成本低的優(yōu)點。在他們看來，高額賠償已經成為創(chuàng)新的阻礙。一位研究者寫道：“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我們將專利所代表的武器類似手槍或者小折刀的工具換成了火箭炮，而且開始將火箭炮發(fā)給希望得到它的任何人……結果已經變成一場危險而昂貴的武器競賽，現(xiàn)在這種競賽在削弱而不是促進至關重要的技術創(chuàng)新過程?！? 在2013年北京大學與斯坦福大學在美國聯(lián)合舉辦的互聯(lián)網(wǎng)與公共政策論壇上，一些美方學者提出，如果沒有避風港規(guī)則，就不會有人投資Google，facebook也不可能為用戶托管海量的資料。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同樣正經歷著創(chuàng)新與秩序的雙重考驗。7月1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fā)布了《2013年全球創(chuàng)新指數(shù)報告》，中國的創(chuàng)新指數(shù)排名為35位，創(chuàng)新效率指數(shù)排名第14，在一年前，中國的這兩項排名分別是第34位和第1位。 行政執(zhí)法：在批評中擴張 在后來方正起訴寶潔的案例中，方正最終的選擇是“向北京、向中央的領導反映情況”。不可否認的是，與程序復雜、曠日持久的司法渠道相比，看起來效率更高的行政干預更受維權者歡迎。 2014年4月25日，國家知識產權局規(guī)劃司副司長金澤儉透露，最新調查顯示，當專利權受到侵犯時，六成以上專利權人希望專利管理機關主動查處侵權行為，16.3%選擇直接去法院起訴。這似乎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xiàn)象。黃武雙說，在知識產權領域，除海關外，其他很多國家?guī)缀鯖]有行政執(zhí)法。 2014年6月，搜狐公司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宣布起訴“今日頭條”著作權侵權和不正當競爭，國家版權局相關領導出席了新聞發(fā)布會，北京市版權局一位官員則在會上公開對“今日頭條”的“侵權”行為定性：“沒有經過許可把別人的東西搬運到自己家里搬運到自己的庫房里或者直接轉手倒賣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同在2014年6月，深圳市市場監(jiān)管局對快播公司開出2.6億元巨額罰單，理由是快播公司未經許可，通過網(wǎng)絡向公眾傳播《北京愛情故事》等影視劇和綜藝類作品，“多次實施侵權行為，持續(xù)時間長，社會影響大”。盡管中國政府一直在加大行政執(zhí)法力度，但美國全球知識產權中心發(fā)布的《2013年度知識產權保護報告》中，中國在執(zhí)法力度評估上的得分最低，美、英、中、印等11國是這份報告的重點關注對象。孔祥俊說，通過公共執(zhí)法渠道進行保護，在國際上不一定得到加大保護力度的肯定，反而可能陷入越是聲稱加強公共執(zhí)法、越不被認可的怪圈。而在法律界人士看來，現(xiàn)行著作權法將民事保護作為著作權保護的主要途徑，只是在侵犯著作權行為“同時損害公共利益”時，才讓行政執(zhí)法介入。近年來，學界和實務界對行政執(zhí)法不斷擴張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行政部門主導立法”被認為是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擴張腳步并未停歇。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局長呂國強說，在上海自貿區(qū)條例中已經明確提出了要建立統(tǒng)一的知識產權管理機構和執(zhí)法機構，實現(xiàn)版權、商標、專利管理“三合一”，浦東新區(qū)也在進行類似的探索。事實上，正在修訂中的著作權法也已透露出加強行政執(zhí)法力度的信息。而國家知識產權局最新提交的《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核心內容也是加大行政執(zhí)法力度，具體體現(xiàn)在，建議賦予相關部門對涉嫌擾亂市場秩序的侵權行為主動查處權以及相應的行政處罰權，增加相關部門對侵權賠償額的判定職能及在處理專利侵權糾紛中的調查取證權。在鄭勝利看來，這種沒有經過“程序上的對抗”的行政處罰雖然效率極高，但也往往工作不夠細致，甚至會有失公允，更重要的是，“知識產權是私權范疇，為什么要動用納稅人的錢替私人維權呢?” 刑事手段：風險太大 如果說雙軌并行、執(zhí)法為主的執(zhí)法體系是為了應對改革開放初期市場不規(guī)范、全社會知識產權意識不強的實際，那么，現(xiàn)在要做的是重塑體系，而方向很明確：2008年的“國家知識產權戰(zhàn)略”提出，“發(fā)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上海市高級法院民三庭庭長朱丹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在打擊侵犯知識產權或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行動中，司法具有被動性，“你不能自己去找案子，也不能沖在第一線，否則就有違中立了，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線，但是它是最權威的一道防線。” 孔祥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發(fā)揮司法保護的主導作用，關鍵還是要看司法自身裁判的效果大家是否認可，如果確實是侵權的，你判了侵權;賠償額度和禁令使用(得到認可);判決之后執(zhí)行有力，這樣的法律就有威懾力，人們就會相信。中國將刑事處罰引入知識產權案件——沒有其他手段比這更具威懾力，但這種做法也飽受詬病。一個典型案例是，杭州市特級教師鄭子罕因與人合編教材被認為是職務作品，其版稅稿酬被認定為公款，2010年以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但2012年11月，浙江省高院作出民事終審判決，確認涉案作品著作權為鄭子罕等自然人作者個人所有，2013年11月，杭州市中院再審宣告鄭子罕無罪。黃武雙說，如果辦案機關對于知識產權的基本制度不熟悉，就會導致刑事案件判決了，民事案件審完發(fā)現(xiàn)被侵犯的權利根本就不存在，此類問題在涉及商業(yè)秘密的案件中也不少見。正是出于這種擔心，他表示，一些學者、法官已經提出，對于涉及知識產權的刑事案件最好采取“先民后刑”的辦法，厘清權利之后再做判斷。事實上，孔祥俊也曾指出，“各國在專利保護上普遍不采用刑事手段，甚至曾經規(guī)定刑罰的個別地方如臺灣也改弦更張，采取了祛刑罰化的措施”。在談及當前知識產權保護中的不足時，孔祥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的制度還應該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富彈性，“和社會一樣，制度是需要彈性的，因為社會很復雜，不是只有一個面向。一方面要強調保護，另一方面要注意平衡，這是有階段性的，任何國家都有這樣的階段性?！?

作者：南方周末記者鞠靖劉長南方周末實習生孫甜甜白一婷楊翹楚來源：南方周末整理：ipr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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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yè)界眼中的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現(xiàn)狀

小D導讀】

2014年6月28日，在2014知識產權法律應用高層論壇“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大會”期間，圍繞“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現(xiàn)狀”，南方周末向與會者開展了問卷調查。

最終回收有效問卷108份。其中接近一半的填答者來自關注知識產權的企業(yè)界，另有29人是該領域的專業(yè)律師，13人來自法院和政府部門。調查顯示，多數(shù)人普遍不滿足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改觀程度，超過四成的人認為，知識產權環(huán)境的明顯改善可能還需要很長的時間。而公眾知識產權的淡漠意識縱容了盜版等侵權行為，也是調查對象心目中的大問題。雖然多數(shù)人認同司法主導，但同時又希望加大行政保護力度，也不反對刑事處罰舉措。當然我們也看到，有超過四成的人則好奇罰單背后的計算方法是什么，顯示行政執(zhí)法應當做到裁量有度。

調查對象的統(tǒng)計。（曾子穎/圖）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調查。（曾子穎/圖）

來源：南方周末整理：iprdaily 網(wǎng)站：http://www.islanderfrie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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